2020年2月17日早晨六点半（匈牙利时间），我打开微信，瞬间得到我们亲爱的杨立梅老师离世的噩耗。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感到巨大的震惊和难以表述的失落。
杨老师上个月刚刚过完77岁的生日，在别人含饴弄孙的年龄，她却始终奔波在中国音乐教育、艺术教育的前线。每次见到杨老师，我都会劝她保重身体，可是不久后又总是听说她去了“大凉山”或者某某偏远地区培训音乐教师，亦或在参加某个重要课题会议，忧国忧民、彻夜难眠……我去年八月和杨老师一起在广东中山参加北京柯达伊学会夏季教师培训时，一天，杨老师告诉我她正在被失眠所困扰。我给了她几片安眠药（我平时用来倒时差的），她第二天高兴地告诉我她睡了个好觉，可以给老师们讲课了，于是，她一讲就讲了一整天……
自从去年八月底和杨老师告别后，我一直默默关注着她的健康状况。先是听说失眠问题未能缓解，后来又出现了腹痛症状。12月初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胰腺癌，伴随肝转移和骨转移。当时杨老师本人并不知道真实病情，我们几个知道实情的人也只能默默承受煎熬，尽可能和她的家人一起为她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案。为了能够和杨老师再见上一面，我带着孩子在12月底飞回了北京，原计划一到北京就立刻去杨老师家拜访，还在赫尔辛基机场转机时给杨老师买了一个木雕小鸟作为礼物。没想到在12月23日到达首都国际机场时，就接到杨老师的微信，说她做完“射波刀”治疗后，腰疼得厉害，只能等好一些后再和我们见面了。我那时就知道，可能再也没有“好一些”的时候了，只盼着能够见她最后一面。接下来的十天，我得到的都是杨老师病痛日益加重的消息，直到返回匈牙利的前一天晚上十点，我才终于和杨老师通了话。她不停地向我道歉，说她不希望我们看到她病痛的样子。我告诉她，等她好一些时，我会随时回来看她。我明白，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亲爱的杨老师了。令我稍感欣慰的是，她那时还期待着康复，还心存希望。回到匈牙利后，我通过微信告诉她，让我们都记得对方最好的样子，我们没有遗憾。
我深深懂得，杨老师是一个特别“体面”的人，她总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学会祁德渊和梁洪来两位副会长去看望她时，她已消瘦了许多，但是一如既往地穿着得体，化着妆。杨老师情操高洁，是一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在她病重时，我曾劝她给大家一些报答她的机会，因为太多人都得到过杨老师的帮助和恩惠，都希望能够给予哪怕是一点点的回报，但是她最怕给别人添麻烦，轻易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助。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基本上拒绝了一切拜访。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李红蕾编辑告诉我，她去看望杨老师时，杨老师一直重复的是“感谢大家！”杨老师离开时和她挚爱的亲人在一起，没有经受抢救的痛苦。我欣慰她走得有尊严，就像一树傲立雪中的梅花那样。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杨立梅教授是我遇到的最专业的老师！杨立梅老师中学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音乐理论学科，大学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杨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副主任，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二十世纪80年代末，杨老师受国家委派，先后到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和柯达伊研究所学习。杨老师在匈牙利系统学习了柯达伊的教育理念后，认识到基础音乐教育，特别是学前音乐教育对培养人的音乐素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巨大作用，于是，师从柯达伊的学生、匈牙利著名柯达伊学者、音乐教育家Forrai Katalin，专门研究学前音乐教育。
学成回国后，杨老师着手组建中国柯达伊学会，邀请音乐家宗柏为第一任会长。杨老师先后出版了《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幼儿音乐能力培养的策略与方法》等著作，编写、译配《妙事多音乐花园》中文版，编写幼儿课程《音乐是我的好朋友》，参与编写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中学《艺术》教材（1—9年级）。
杨老师治学严谨、她的专业技能十分精湛！自从学习、研究柯达伊教学体系以来，每当我遇到有关音乐专业的问题，总能从杨老师那里找到答案。杨老师多次向我提起，她希望一线的中小学音乐老师加强对中国音乐的学习，了解中国音乐特有的曲式结构、旋法和其他特征。有一次我和杨老师候机时，杨老师又提起这件事，并且直接在我随身带的本子上给我写上讲义，讲起课来。每每看到当时的笔记和照片，我就会思绪万千。
杨老师在，我就觉得有了靠山，有了底气。今天杨老师离开了，留下我这个才疏学浅的晚辈，满心茫然。在后悔没能尽力向大师求学之余，只能重新翻开杨老师的著作，认真拜读杨老师的每一段文字，因为那是她的心血，是她留给我们的财富。我愿意永远做她的学生！
杨立梅教授是我遇到的最谦虚的大师！
我曾经开玩笑说，杨老师是那种一讲课就把自己讲成“高血压”的人，因为她一登上讲台就全情投入。她是那么热爱讲台，热爱教育事业。她想把她的毕生学识都毫无保留地讲给听众，传给学生。讲台上的她是那样精神抖擞、那样和蔼亲切、那样魅力四射！我相信每一个听过杨老师课的人，都会觉得有机会向杨老师这样的大师学习是自己的荣幸。下课后，杨老师又是那样平易近人。她耐心地解答老师们的每一个问题，哪怕有的问题显得有些幼稚，哪怕那时她的腿脚已经肿胀。
至少有三、四位老师私下告诉我，杨老师曾在课后邀请老师到自己家里去，利用休息时间无偿为老师们答疑解惑。她早已是一位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但是她始终把自己放在和中小学一线教师平等的位置，她只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教师！
杨老师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她教育我们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作为一名教师，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坚持学习。杨老师为我们做了表率。近几年经常和杨老师一起参加培训，我发现杨老师每一次给老师们讲课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她经常问我，接受培训的老师们需要的是什么？她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使之生动、实用、接地气。一位年逾古稀的大师尚能如此谦虚、好学，我辈怎能不求上进？
杨老师是一位真正继承了柯达伊教育传统的柯达伊学者，她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在2011年北京柯达伊学会成立之初，梁洪来老师邀请杨老师担任会长。杨老师没有问过自己的报酬，却担心学会缺乏资金、无法运作，主动提出个人赞助学会两万元作为启动金。杨老师在匈牙利求学时，正值中国在政治上被西方国家封锁，经济也十分困难的特殊时期。杨老师受邀加入国际柯达伊学会，但是由于担心没有资金支付会费和国际会议差旅费，杨老师谢绝了邀请。杨老师没能像她的同学那样成为国际知名专家，但是，杨老师这位真正的中国柯达伊先行者和奠基人，在中国默默耕耘三十年，始终引导着中国柯达伊事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2018年夏天，我陪同杨老师访问柯达伊研究所，与她的老师、朋友及柯达伊夫人重逢。作为中国柯达伊事业的创始人，杨老师在匈牙利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热情招待。这份荣耀迟到了三十年！
在访匈期间，杨老师多次向我讲述当年艰苦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她当时几乎无法与国内联络，倍感孤独！特别是她在那几年不得不放弃对儿子的照顾和对家人的陪伴，这成为了杨老师无法解开的心结。我希望杨老师在离开时已经没有遗憾，也希望我们这些晚辈永远铭记这位中国柯达伊事业的开拓者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从杨老师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真正的柯达伊精神，那是对音乐教育事业的执着信念和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高尚品格！
童心未泯，亦师亦友
因为崇敬杨老师的学识和高尚品格，多年前，经过“软磨硬泡”，我终于说服杨老师同意我把女儿送到她的门下学习音乐。后来这一老一小竟然成为了“忘年交”。这个音乐小顽童当时是怎样在杨奶奶家里“大闹天宫”的，已经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杨老师用两年时间为这个幸运的小孩儿打下了扎实的音乐基础。如今，“杨奶奶的小花生”已经成为了匈牙利广播儿童合唱团的唯一一名中国团员，我期盼她能够继承杨老师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不辱使命，待完成学业后，为中国的柯达伊事业贡献力量。我相信，我们的音乐教师一定会培养出“中国的柯达伊”，我们齐心协力，定能助中国跻身于世界音乐教育强国之林！
正当我沉浸于痛失良师的巨大悲痛之时，微信群里突然出现了杨老师家人以她名义发送的照片和留言“我去天上玩了，再见大家，谢谢”。同样的俏皮，同样的关爱，同样的“杨式幽默”，杨老师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眼前。这是她委托家人为我们发来的最后告别，这是来自天堂的爱。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杨立梅老师千古！
崔健
北京音乐家协会
柯达伊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
2020年2月17日于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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